草根女族的艳情绝唱 [复制链接]

金湖秧歌，“金湖”二字，是自1960年之后才有的行政概念，就秧歌本身而言，是文化区域之意。这块区域，上源淮河，下接长江，史有黄河多次夺淮，自然形成了三面环水的特殊地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造就一方文化。此地，已有新石器时代的石斧出现，有“尧初生时其母在三阿之南”的记载，亦有邓艾屯兵之说，这些，虽尚无详考佐证，但已透显远祖生存的信息。现已被收集整理出来并定为省级“非遗”的“金湖秧歌”，鲜活，丰富地展示了，自明以来（《金湖秧歌大观》：“金湖秧歌起源于明代，发展于清代……）先民已在这里繁衍生息，反映出淮河流入后在这里沉淀形成的里下河主体文化，在吸纳粗犷、奔放的黄河文化的同时，又受婉约、绵柔的长江文化反哺后，“孕育出全国绝无仅有的”（见《金湖秧歌大观》前言）文化样式与文化韵味。沧海桑田，时代更迭，秧田里秧歌被机械的轰鸣声吞噬了，数代传唱的秧歌被现代流行歌替代了，而秧歌中抒发对爱情的追求和对生命的感悟，仍在感动、启迪着现代的和将来的人们；歌中彰显自然赋予的人性，为我们探寻自我，认识自我、提升自我留下了永恒的话题。
秧歌是自明以来，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耕作于秧田集体口头创作的，既无具体的时间和作者姓名，又无文字记载（几首长歌除外）通过口口相传积累而成的，其时间跨度之长，情感表达的主体与方式之多，内容之广，堪称是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情歌，是秧歌的主要内容，其中，女子独唱的情歌，更显得炫目耀眼。秧歌出于秧田，插秧是女人的活，秧田的世界是女人的，唱歌的主体是女人，听歌的主体也是女人。虽然，情歌的另一半是男人思情于女人的歌，绝大多数还是由女人唱给女人听的，只不过，通过对象来反衬自我，歌中的男人就是一面镜子，反照出来的还是女人的艳意思情。情歌中有：怀春的少女，渴望美满婚姻的青年女子，婚外“偷情”的妇女，抱怨丈夫久别未归的妻子。流露出来的艳情，其意：春情骚动的，性饥难忍的，情意绵长的、刻骨铭心的，大胆执着的，因爱而恨的等，其状：豪放高吭的，婉约低吟的，热焰似火的，冰冷如霜的，有同床共枕的欢愉，还有孤灯将尽的凄怆，总之女子的春情在这里显得千姿曲动，百媚油生；女子的艳意在这里宣泄得淋漓尽致！何故？皆因“情之所至”（汤显祖语）。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这是一个功史的追问，也是一个现实仍在探讨的问题。秧民们也曾经历、体验着这个“情”字。其实，情非物，是一种精神状态。情的对象是物（人），换言之，情是因对象而生的，父子兄弟姐妹之间是亲情，战友同学之间是友情，男女之间是爱情。亲情、友情出于礼，爱情缘于性。男女之间，虽可以解释异性“朋友”、“知己”，其真实动因是同性中的某种缺失，才去在异性中寻“朋友”、“知己”，同是“朋友”、“知己”，与异性朋友在一起和与同性朋友在一起的感觉一定是不一样的。唯性论者弗洛伊德把人的一切言行视为是性的动因，此说虽失偏颇，但换一个角度来考察人性，恐怕也有一定的道理。老子说“食色性也”，就是说男女均有食欲、性欲的天性，腹饥必食命可存，性饥则爱有其生，此乃天道使然无可违。我们的祖先，在蒙昧时代对食以存命是有所认识的，但对由性合而生却经历了漫长的探索之后才得以知晓的。人类在原始社会似动物，在群内杂乱性交“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吕氏春秋·恃屈览》）。“……未有夫妇妃匹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管子·君臣》）。至于人因何而生却茫然无知，而群内的男女媾合，仅仅是因为“好玩好耍”的事（严玫娴《罕见的审新风俗》）。因此，人怎么来的有着不同的猜说：一是“自然生人”，认为族群的成员是女祖先与某种动物植物或自然精灵交合而生育的，如云南一带的众多少数民族就认为“葫芦生人”；二是“人由物造”，物造人的材料很多，布依族为树木，瑶族为蜂蜡，彝族为雪，鄂伦春族为飞禽，而汉族则为泥土，“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以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风俗通义》）。此说影响很深，至今还有人戏称：人身上有擦不尽尘垢，就因为人是泥土造的。三是“人由神造”，“昔宇宙初开之时，只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上，咒曰：天若遣兄妹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烟即合，其妹即来就兄”（《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当人类开始认识到生育是因为男女媾合的结果后，便把生殖视为“神圣而伟大的事情，成为个人对群体应尽的义务”（刘达临《性与中国文化》），并由此产生对性生殖的崇拜。在大量考古中发现，陶甬、陶绘上男女的生殖器，是一种神器，与自然崇拜、图腾崇拜一起合成古老宗教崇拜的三大内容。《周易·辞系下》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祭祖是古人十分重视的大事，据研究，“祖”字从“示”从“且”，“示”寓意祭示，而“且”字的甲骨文和金文形象皆为男根。儒教认为人始于祖，《礼记·祭统》曰：“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祭祖与祭鬼神天地一样重要。人由男女媾合而生，这是从人的自然属性上来认识的，自然属性的人的性只产生欲，情是欲的升华，是社会人的心理反映，因情而爱的“愛”是一种“爪”“心”的感觉，爱是倾心于某一个具体的异性对象，是在众多异性中一个确定的选择。至于人类的性从欲到情的升华，从什么时候开始，还真说不清楚。不过，从我国第一部最古老的《诗经》来看，生活在还“没有脱尽原始人的蜕壳”。（闻一多《诗经的性欲观》）的人们，他们的性行为已经是为情使然，而不再是“以力相征”。如“郑风”中的《野有蔓草》，这是一首写一对男女邂逅相遇后於田野自由结合情景的诗。诗中的“适我愿兮”、“与子偕臧”均是情投意合两心相悦之意。再如《溱洧》篇中，描写郑国三月上巳节青年男女在溱河洧河岸旁游春的诗，表现一群男女趁此机会表达爱情的热烈场面。诗中是女子主动示爱，女曰：“洵汙且乐”（那边好玩又宽敞），“观乎”（和我一起去看看）？士曰：“既且”（我已去过），女子又说：“且往观乎”（陪我再去怎样）？于是男子应邀同往，一路上相互调笑喜气洋洋，临别时男子“赠之以勺药”。孔颖达在解读此诗说：“维士与女，因即其相与戏谑，行夫妻之事，及其别也，士爱此女，赠送之以勺药之草，结其恩情，以为信约”。此诗反映出两人相遇后情投意合，媾合之后，作勺药为信物以表情长。“赠信”，既是由情而定的选择，也是对情的承诺。人类，从不知人从何来把男女媾合只当着“好玩好耍”的事，到人从祖来，再到男女结合是情爱的最终形式。这两次认识上的质的飞跃，在人类的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形成于明代时期的“金湖秧歌”，虽然地偏一隅，人只一群，并不失历史长河中的一员。在距离《诗经》一千多年后，这块区域的人们传承着华夏祖先文明的基因，感受着先情的熏陶，他们在自己的领地——秧田，大唱、大抒其情！
为大抒其情，草根女族们在秧歌中还唱出许多“荤段子”。原本“荤段子”在秧歌中是占相当比重的，而现在出版秧歌集中已所剩无几，显然，编辑者因迫于“道德”的压力作了“洁本”处理，所幸还能见到一些，又触编者的良苦之心。这种尴尬的心态和处理，我们还是可以理解的，“少儿不宜”这是天大的社会责任。
说来也真有意思，《诗经》除了孔子等极少数认为“乐而不淫”外，历代的多数文人都认是“淫诗”，如朱熹在解说《诗经》的基本观点就是“以风为淫”。民国之后，许多学者更是直言不讳指出其意，闻一多在《诗经的性欲观》中指出：“用完全赤裸的眼光来查验《诗经》，结果简直可以说‘好色而淫’，淫得厉害！”可是就这么“淫得厉害”的诗，何故成为世代仰视的经典呢？对此，展开论述不是本文的任务，简言之，其一，《诗经》原名称《诗》与《书》、《礼》、《乐》、《易》、《春秋》并列而称。史入汉后，因“独尊儒术”，凡由孔夫子编定的上述六种，统称“六经”，故《诗》始称《诗经》了。其二，诗中有“淫”，笔者揣摩象孔夫子这样一位世界公认的先哲，凭他的慧眼，不可能看不出其中之“淫”的，但因这是一部极其重要文化典笈又不能遗弃，于是给它贴上“乐而不淫”的道德标签，既是只“乐”而无“淫”，当然是可阅可传了。其三，《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集，它的价值尤如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今天我们看《诗经》，在剔除附着《诗经》上的政治、功利等因素后，它记载着当时的农业生产、历法、战争、民俗等；表达了那个时代人们各种思想情绪，展示了民族文化、民族心理以及人性的诉求等许多方面，其价值应称得起是一部经典之作。比较《诗经》，《金湖秧歌》除意含“淫”的情歌，同时也记载了这块区域中人土风情、生产、生活等多方面内容，从文化角度上看与《诗经》是一脉相承的，从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上看是无可媲美的，但从秧歌中女性对爱情的大胆而又执着的追求并从中彰显出的人性诉求方面看，是一点也不逊色于《诗经》的。
女子对爱情的诉求，历来是受压制的。《诗经》中的女子对爱情的诉求，是在封建礼教形成之前的事，而秧歌中的女子诉求，是在“三从四德”、“存天理灭人欲”的重重压迫之下出现的，在当时具有惊世骇俗的意义。人类进入父权以后男权确立，孔夫子创立“君臣父子”之学说以维系男权之尊，倡“仁爱”之心，只限于有“德行”的男人之间，“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小人和女子是另类，“远小人”是因为小人无德，女子也无德，可男人又离不开女人，于是“无才便是德”修德成为女子生命中的全部意义。汉以后，对女子的道德要求更具体为“三从四德”，“三从”即：女子在家从父，嫁后从夫，夫死从子；“四德”即：“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妇德即为“三从”之外，女子言行容貌着装，都要循规蹈矩不能雷池半步，如女子衣不露肤，笑不露齿，不能手授不清，不能登堂，不能与男子同坐，入户只能走旁门左道，剩下能做的“女功”就是针头线脑缝补浆洗，锅前灶后以及如何为夫家延续香火。女子从出生至死一生均无独立自由可言，性成熟后不能自由择偶，夫死后亦不能改嫁，在整个封建社会里女子命运是悲惨的，她们对于男人而言是取乐和生殖的作用。女子与男子都是人，均有七情六欲，正如秧歌中的女子唱到：“小郎个个好人材，只要姐姐有心意，满山野花任你采”，对此，先哲中老子首吐真言：“食色性也”，可又因为他倡“无为而治”小国寡民为好，这是雄心勃勃的统治者所摒弃的，所以他的学说只有在西汉初期为“休养生息”政策所用一时外，尔后变为富贵人和统治者个人的养身之术，进而演变为男子的房中术，女子的天赋之性，被深压于礼教（儒教）的磐石下。
秧歌产生于明代，此时社会的主旋律仍是朱程理学，政府和民间大兴“贞洁”之风，遍及全国的“贞洁牌坊”其中以安徽更盛，成为女子的道德标杆。此风，自汉始，历宋元至明时“递演而成为公家制的法典”，（林语堂《妇女的从属地位》）。中国的封建社会，自周时分封到清帝退位历经两千多年，其时漫长，其制度完备在全世界都十分典型，更朝换代中政治、经济等方面都有过改革，唯对妇女的制压却在步步紧逼，而人欲存于天理，磐石之下总有新芽出现。伴随着明中后期的资本主义萌芽，首先在文学艺术出现人性的觉醒，当时被戏称为“悦性弄情”、“恬不知耻”为“快活”的一大批判文人高举反理学大旗，如弘治、正德年间的唐寅、祝枝山还有钱谦益、黄宗羲、王士祯等。特别是戏曲家汤显祖提出“情至”说，他认为情是人性的根本，情所至，惊天地，泣鬼神。在思想领域里对宋理学的反叛，是继王阳明“知行合一”、“心之本体”论后，与“金湖秧歌”地缘最近的王艮创秦州学派，进一步动摇了理学的理论根基，他说：“身也者，天地万物之本也，天地万物，末也”。“人欲”不过是“百姓日用之道”，是一种天经地义的事。之后，李贽进一步发挥，强调人性是自然的产物，凡人与圣贤人人皆有之，不过是“如好货，如好色，如勤学，如进取……”。“不必矫情，不必违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制，直心而动……”。秧歌的创作者们虽不能识文断句，也未必读得了《牡丹亭》，更不懂王艮等人理论上的深文大套，但他们的秧歌是“直心而动“的创作，歌里表达的这些草根民众的思想欲望，正是汤显祖的《牡丹亭》，王艮、李贽反理学深厚广泛的社会基础。她们在秧歌中不仅唱出对美满婚姻爱情的追求，还唱出婚外的“偷情”之歌，并且这些“偷情”歌还是女子情歌的主要内容，透露出她们对现实婚姻的不满。在偷情歌中仅想的如：《想五更》、《十想郎》、《四季思念》、《十二相思》等，想而成的床上戏如《耍五更》、《响五更》等；更有不怕世人指责而明目张胆的《姐郎行》：“郎跟姐姐一路来，背后闲话半截街。旁人说来，由他说，郎装傻来姐装呆，小情哥，说得心里好自在”。这里面也有未嫁女子的偷情的无需细说，不管怎样，“偷情”总是一件伤风败俗的行为。一夫一妻制无疑是人类文明史上一次伟大进步，但因当时婚姻必需遵守“父母之命，媒约之言”，无爱的婚姻是一种社会的常态现象。马克思曾说过“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硬逼着两个不相爱的人共卧一床并且相伴终生，痛苦必然存在，但也无奈。所以马克思又说，一夫一妻制是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可见秧歌的“偷情”是当时社会中一种被扭曲了的爱情的自然存在。当然，“偷情”即便在今天看来仍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道德如果脱离物质会使自己出丑”（马克思语）就是说道德的水准是与物质水准大体相适应的，如母系、父系、一夫一妻制的社会制度，总体上是随着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物质水平而建立的。但是，史存已久并且在今天仍然普遍存在的问题，为什么“贞洁”总是成为专对女性的道德要求，而男子似乎与此无关？自父权形成后，男子就一直拥有较大自由空间。男子丧偶后可以再续，婚后无子可以纳妾，（当时明朝政府的法律明文规定，凡男子四十岁后无子者可纳妾），同时有钱有势的男子即便有子也可以娶几房姨太太，最高统治者更可以享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尚无多钱的男子积攒后也可以去逛妓院，否则怎会有“卖油郎独占花魁”的佳话相传。女人就不一样了（前文已有叙述），不用说一般女子，就连权高势重力压群雄的女皇——武则天，不过宠信于两个男子，却要遭到千百年来的谴责！这种只对女人保持贞洁的要求，其根源在确保男子财产继承权血缘关系的纯洁上。父系社会后，男人拥有了私有财产并在生产关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因而男人便利用这种主导地位确立自己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要求女人保持贞操，只委身于他一人，以确保亲生儿子来承自己的身份、地位和财产。马列主义中有一句名言，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由此推论，女子“贞洁”的道德要求的产生，是女子在经济上从属于男子的原因。但是，这一个结论遇到了严峻的挑战，首先是在理论上遇到了自由女权主义和激进女权主义挑战。自由女权主义者认为，“过去把妇女看作低于男性、妇女没有理性，不能自己决定事物的观点是错误的”，“女性同样是有理性的同样能对自我行为负责”，把造成男女不平等原因归结于“恶劣的政治法律”；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认为妇女的从属地位并非经济压迫的结果，而是一种性别压迫，性别政治是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根本原因”（荣维毅《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再就是现实生活的挑战，远如武则天，近如现在许多女人做了老板，还有许多女强人，她们的经济地位比许多男人都强，但尚存的对女人的世俗观念还是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改变。
总之，妇子与男子平等问题，是历史现实和未来的问题，是中国也是全世界的问题。实现男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性别上的平等是人类共同追求的长远目标，金湖秧歌留给我们的仍是一个未尽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