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地下交通员 [复制链接]

我的父亲名叫杨瑞芝，生于1924年8月，在家中排行老三，人称“三杨子”。他从小随祖父母以烤烧饼、炸油条为生，在镇上开了家“杨记”烧饼店艰难度日。
1938年底，小鬼子一路烧杀抢掠，闯入了家乡高邮湖西的闵桥集镇，并在镇上的陈公祠驻扎了下来。他们筑工事、修碉堡、扎篱笆，企图长期盘踞。小鬼子无恶不作，动不动就杀人放火，下乡扫荡，抓夫抢粮，乡亲们对小鬼子恨之入骨。读过几年私塾的父亲，是个有进步思想的热血青年，他私下动员镇上的爱国青年和开明人士，以民间商会作掩护，与小鬼子周旋斗智，开展抗日活动，使乡亲们少受迫害。1940年4月，新四军第五支队十团奉命进入高邮湖西，开辟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父亲杨瑞芝和镇上的爱国进步青年一起参加了革命。在那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年代，他带领农会积极分子走村串户，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动员和组织一切社会力量，支持和参与抗战。当时家乡位于高邮湖西，被划为天高县闵塔区，由于本地三面环湖，属水网地带，四面受日寇和伪军包围，斗争形势尖锐复杂，而在历次对敌斗争中，父亲总是那样机智勇敢，不怕牺牲。由于他表现出色，参加革命不久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3年8月，父亲根据闵塔区委的安排，转入地下工作，担任了党的地下交通员。他以烧饼店为掩护，为党组织和新四军搜集情报，以争取对敌斗争的主动权。为了方便工作，父亲一身生意人装扮，时常挑着装满烧饼油条的担子沿街叫卖，利用这一身份，打探消息，侦察敌情，传递情报，筹集军需物资。每次父亲通过双目失明的“瞎先生”丁寿眉，及时把情报送到闵塔区委。他多次只身深入虎穴，以卖烧饼油条为由，与站岗把门的伪军拉关系，套近乎，刺探情报，使日本鬼子几次下乡扫荡都扑了空,还多次遭到伏击。
1945年初，抗日战争进入了全面反攻阶段，也是敌我斗争最为残酷的时期。盘踞在高邮和安徽天长县城的日伪军勾结地方反动武装，联合发起了一场春季大扫荡，企图作垂死的挣扎，挽救其失败的命运。抗日根据地军民同仇敌忾，奋起反击，打响了一场歼灭日寇的人民战争。作为地下交通员的父亲，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他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敌占区搜集情报，侦察敌情。3月的一天，抗日武装天高支队根据父亲送来的情报，在闵塔区、金沟区等地方民兵的配合下，在金沟河布下水雷阵，炸沉小鬼子快艇一艘和满载军用物资的拖驳船6条，歼敌60余名，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切断了日寇的水上运输线，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大大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
这次战斗胜利后，日寇大为恼火，他们动用情报机关追查泄密事件。这时父亲又奉命与另一交通员在镇上接头时，由于叛徒张金龙告密，不幸落入虎口，情急之中，父亲从容不迫地拿出藏在烧饼篮子下的手榴弹投向敌人，当场炸死炸伤了三四个鬼子，掩护另一交通员安全离开,自己不幸落入敌手。鬼子将父亲关在据点里严刑拷打，逼他交出地下党组织名单，并利诱他只要交出名单，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遭到父亲的严词拒绝。他始终严守机密，坚贞不屈，残暴的小鬼子为了让父亲开口，采用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用烧红的烙铁烫皮等种种酷刑逼其就范，坚强的父亲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却始终没有向敌人吐露半个字。
3月底的一天，困守闵桥、金沟的日伪军，在败逃高邮县城前夕，决定处死父亲。当时正是杨柳吐芽、春雨潇潇的早春时节，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父亲已无法行走，被敌人用门板抬到了闵桥集镇的西河口。面对死亡，父亲没有半点恐惧，他顽强地从门板上站了起来，擦干脸上的血迹，梳理了一下零乱的头发，表现出共产党人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气魄和风骨。这时敌人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对父亲说：“现在还来得及，只要在自首书上签个字，就可以留你一条小命。”父亲大声说道：“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要我杨瑞芝当革命的叛徒，办不到！”恼羞成怒的敌人端起刺刀，在父亲胸口上连刺了3刀，又在他身上绑了一块大石头，将他推入高邮湖中。
抗战胜利后，闵塔区青年剧团根据父亲的英雄事迹，编演了话剧《杨瑞芝殉国记》在全区演出，有上万人观看了演出，人们为之流泪，为之骄傲，为之敬仰。父亲的名字就像高邮湖的湖水一样，永远荡漾在家乡人民的心中。
（烈士之子杨正清口述 王新葆顾仕权整理）